李中清（JamesLee）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史研究。2007年開始與南大學者梁晨及其團隊合作研究中國高等教育精英群體及社會來源。

 

其研究發(fā)現，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的教育精英，即受過良好教育、最具優(yōu)勢的職業(yè)群體有四個階段的轉化：

1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之前，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來自全國各地的“紳士”階層；

2

1906—1952年，超過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yè)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區(qū)；

3

1953—1993年，約超過40%的教育精英是來自全國的無產階級工農子弟；

4

1994—2014年，超過50%的教育精英來自各地區(qū)的有產家庭與特定的重點高中。

 

這些數據來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領銜的中國教育精英大數據庫，這是一個“基于個人層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國教育精英社會與地區(qū)來源的數據庫”，其中包括絕大部分清代舉人、貢生、進士和官員、大部分中華民國大學畢業(yè)生和公務員、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學畢業(yè)生和眾多中國211工程大學的校友。

 

 

數據顯示，寒門子弟在清代進士中的比例要明顯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體進士的10%左右，占貢生和舉人的20%，絕大部分的中高級科舉功名由官員子弟掌控，這是此階段中國精英教育學生來源最顯著的特征。

 

民國以后，情況迅速轉變，商人與專業(yè)技術人員子弟成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來源，總體比重超過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達到九成。

 

 

1953年至20世紀末的研究結果認為：社會上層子女壟斷教育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逐漸占據相當比重。基礎教育的推廣、統(tǒng)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置等制度安排推動了這種改變。

 

報告還表明，21世紀以來中國的精英大學中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比例與人數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體系中這一轉變更劇烈。但在普通高考體系中，來自藍領階層家庭的學生總體比例則相對穩(wěn)定。

 

 

從研究結果來看，在1906-1952/1994-2014這兩個階段，商人和有產者的后代最可能成為教育精英。

 

盡管這兩個時期都存在大量財富所有者，但其特點可能不完全一樣。民國時期財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業(yè)起家，存在著雇傭勞動及剝削行為等，而在目前階段，根據相關研究顯示，中國大量財富所有者的金錢來自地產經濟的爆發(fā)，盡管都是社會不平等現象，但這與此前的直接剝削還是不盡相同的。

 

按照李中清的說法，“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憑、考試等成為社會精英的群體，不同于“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

 

 

中國一直是重視教育，重視考試的國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財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過考試，成為教育精英從而延續(xù)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從這個角度說，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國精英的最關鍵所在。

 

 

根據李中清中國精英四階段的結論，當下中國精英來自有產家庭與特定的重點高中。

 

不客氣的說，房產+重點高中，決定了你的子女今后是否能成為社會精英，這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成為不二法則。

 

也許你會說，我有房產幾套，就是娃娃不好好讀書，只能在國內上個三流高中。對不起，只能說，你的子女很可能是個富二代，但是很難進入中國精英階層。

 

所以，不僅要有產，還要讓自己的子女多點機會接受精英教育，受貴族氣質熏陶，少沾染“土肥圓”氣息，才能讓子女成為精英人士。

 

下面，看看李中清分析對比的中國香港和美國情況。

 

在香港接受政府資助的八家大學，約有一半本科生來自中低收入家庭，但這不排除上層社會的家庭已經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劍橋；而在美國，半數精英大學生來自5%最富有的家庭。

 

李中清說道，中國現在確實面臨著階層固化的風險。同西方社會一樣，不斷增長的財富、收入與機會的不平等，也是中國今日的顯著特點。但至少目前，與西方，譬如美國不一樣的是，中國的受教育精英并非長期來自那些極少數富裕家庭。

 

 

與西方社會精英長期固化，難以轉變不同，作為社會精英的主體，中國的教育精英長期以來一直處于轉變中，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

 

無論如何，對于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發(fā)展，首先要認識自己的特點，正確理解其他社會的經驗與教訓，從而找到符合自己發(fā)展和需要的道路。

 

最后，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中國，教育真的是一條通向“羅馬大道”的捷徑！